张艳红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取其糟粕，使之与现代社会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以其独有的魅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传承历史，更重要的在于指引未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着深厚的思想政治教育途径资源。全面分析这些途径资源，今天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在阶级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客观存在。统治阶级历来重视对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他们力图用其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将全体社会成员培养成为其统治所需要的人。孔子曾说：“君子义以为上。”在中国古代，对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对人的道德素质的教育被提到了一切教育的首位。因此，从夏商西周到1840年清初，为顺利实现对人的思想政治教育，统治阶级采用了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途径。
一、 完备健全的行政管理途径
完备健全的行政管理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最有效的途径之一。正因为如此，从夏朝至1840年清朝初期，中国古代社会拥有一整套涵盖了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使得封建教化思想能迅速渗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古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为了社会正常政治秩序的形成和维持，各朝采用了制定法律，设置监狱等强制性途径。
西周在文化教育上，其历史特征就是“学在官府”。奴隶主贵族建立国家机构，设官分职，从事管理。为了管理的需要，制定法纪规章，有文字记录，汇集成书，由当官者来掌握，这种现象，历史上称为“学术官守”，并由此而造成“学在官府”。
秦朝统治者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教育方针，企图发挥官吏的作用来实现对人民的教化。这一方针极大地压制了文化学术的发展，窒息了学校教育的活力。
中国封建教育制度在汉代已建立了一个雏形，中央政府以“太常”兼管教育工作。汉代则推崇儒术，相应地兴办太学和郡国学校，逐渐建立起官学制度，以备“养土储材”。
唐统治者运用法律手段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唐律》规定，生徒在学三年，不回家探看父母亲、该校必须以道德训喻，启发诱劝，勉之归觐。否则，依法给予惩罚。
元朝中央政府设置集贤院，经管全国的学校教育。在集贤院之下，分别设立国子监、蒙古国子监、回回国子监，具体领导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蒙古贵族建立元王朝后，颁布了《大元通制》和《元典章》等法律。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朱元璋亲自主持制定了一部颇为完备的国法——《大明律》朱元璋不赞成儒家的德治和德主刑辅的法德理论，在“重典治国”思想指导下，朱元璋还亲自编撰了一部诏书——《大诰》，这是一部特别刑法典。朱元璋虽然自称笃信孔孟之道，但他只需要儒家思想中有利于其封建专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说教。
清代地方学校因之明制，曰府、州、县、卫儒学。顺治十年改南京国子监为江宁府学，并于各省设督学道或提督学政，管理地方学校事宜。地方学校的编制，也沿袭明制。
二、 官私相映的学校教育途径
学校作为传播文化、推行教化、培养统治阶级接班人的主要阵地，始终受到统治阶级的关注。在夏朝时，就产生了乡学，到了西周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自西周开始，我国古代就建立了一套组织比较完备的学校教育体系。西周学校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学，一类是乡学。西周的学校特别重视道德教育，以“明人伦”为其核心。具体讲，就是《尚书》中讲的“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其目的就是为了严君臣、尊卑、上下之分，明父子、长幼、亲疏之别，以维护奴隶制的等级秩序。这些内容都是由造就“修己治人”的治术人才的教育目标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礼”就是在周公时，被提升到“为国以礼”的高度，即将“礼”作为一种治国观念、一种德治目标。以宗法制度团结奴隶主阶级内部，以礼加强宗法制度的行为规范，以神道设教的方式加强礼的威力，使礼有效地为奴隶主政治服务，这就是西周的教育政策。
春秋末期，私学骤兴。各思想家聚众讲学，著书立说，以各思想家学说创办的私学为中心形成学派。私学里教师的思想政治主张代表着这一学派的主要观点，也成为学生学习的主要观点。战国时期田齐所创设的稷下学宫，实际上是传授封建主义道德教育思想的主要形式和渠道。稷下学宫是由用士养士演变而来的，又有别于用士养士。稷下学官，既有学生，又有教师，是有教有学的育士学校。稷下学官，既发扬了西周官学的形式，又综合了春秋时期私学的长处。稷下学官也培养出大批有识之士，这一时期的稷下之作，如《管子》、《十大经》、《法经》、《原道》等，是先秦时期封建统治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秦时明令禁止私学，也未设官立学校。汉代官学有太学、官邸学、鸿都门学和郡国学校四类。汉代首设太学，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所有翔实史实记载、有完备规章制度的官办最高学府。从根本上说，利用学校教育来传播和强化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即始于汉代太学。为了确保师师相传的经说不致“走样”，促成政治思想的高度统一，汉代统治者规定太学传授经书必须信守师法与家法。所谓师法，是指专经时以汉初立为博士的经师的经说为准绳，所谓家法就是大师的弟子们在传经时，又有所发展，形成一家之言，这就叫家法。汉代的官邸学主要是为贵族子弟开设的贵胄学校。所学以《孝经》为主，兼及《尚书》等儒学内容。鸿都门学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所文学、艺术专科学院。鸿都门学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产物，因此在鸿都门学中，加强舆论宣传，控制舆论阵地成为洪都门学教育之外的重要举措。郡国学校主要是地方学校，有学、校、庠、序等，学、校置经师一人，最下层的庠、序只置孝经师一人，由此可见其主要目的是通过经学来宣传孝悌等封建道德，进行封建统治的思想政治教育。我国具有悠久传统的私人教学在汉代颇繁盛。汉代私人教学分小学、中学以及私家经师教育三个阶段。教育内容有《论语》、《孝经》等，主要是传授封建的道德教育思想。
隋唐五代是中国学校教育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相对进入鼎盛时期。尤其是到了唐朝，官私相映，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场所。唐朝的官学有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之分。中央官学可分为直系和旁系两类。中央直系的学校为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律学、书学、算学，共称七学。中央旁系的学校有：弘文馆、崇文馆、崇玄学、医学和小学。儒家思想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唐朝的私学十分兴盛，一些名流学者，纷纷开设学馆，从事著述和讲学活动。
五代战乱时期，官学不兴，私学是最好的补充。私学中，教师的观点对学生德性的形成影响重大。宋代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官学制度，尤其是地方官学空前发展，同时，宋朝统治者积极赞助或默许书院等私学教育方式，白鹿洞书院是宋初书院的典型。因此，私学教育对宋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例如书院教养之规的制定对礼教民风的培育在一定程度上是官方学思想政治教育所不及的。书院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基本上以传统的道德规范，配以洞主贤名的主张，形成一定的地方特色。书院的育人宗旨与作为官方正统思想的宗旨合流，既实现了官方政治教育思想对民间的渗透、普及，又促成了书院思想在民间的扎根。
元代统治者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元代的中央官学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在地方行政区域路、府、州、县建立了各级学校，还专门在江南各路、府、州、县的学校内皆设立“小学”，在部分地区设立书院，分别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任命学官。私学和书院是元代最有特色、最普遍办学形式，其数量、教学内容和人才聚集的情况是官方学校不可比的。书院教育内容以伦理道德为本位，所采用基本教材就是儒家的经典，其论述心性道德之学及如何由内圣开出外王的儒家经典特别受重视。书院山长在其教育实践中都把生徒的品德培养放在第一位。书院的教育内容无论从政治思想到伦理人格，还是人生哲学，无不体现着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
明朝设国子监(太学)以及府州县学作为官学，明代太学始终奉行“德行为本，文艺次之”的主旨，太学里讲经的目的，在于宣传封建道德以端正士心，培养忠君的德行。府州县学教育目的之一就是化民成俗，以善其乡遭守封建纲常，执行政府的政策法令，加强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明代的私学教育，承宋元之后，仍兴旺不衰，是培养人才、发展文化和传递学术思想的重要场所。尤以东林书院为主的书院教育为最。东林学派讲会的教育思想和学风，是他们的天下事天下人“众议”、“众为”、“众治”的政治主张，把书院的讲会活动提高到了理论高度。
清初学校基本沿袭明制，清代最高学府仍为国子监，并设八旗、宗室等官学。各省设府、州、县学。各级官学有名无实，形同虚设。一般青年真正读书的地方都在私人设的学塾里，因此清代学塾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重大。在清朝，统治者害怕书院自由讲学不利于自己的统治，一度采取压制政策。雍正时期，清政府看到书院也注重科举考试，反而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因此，政府或资助或建立书院，书院全部官学化。
三、 以德化民的社会教化途径
统治阶级历来重视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教化。西周时期的“畴人之学”和“百工传艺”是西周重要的社会教化途径，也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辅助和延伸。“畴人之学”即是对已仕的官生结合官职来来进行教育活动。畴人，又称“世官”，或“畴官”，即世承官职的人，这些职官为了完成本职任务，必须学习和掌握有关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同时对世袭他们官职的子弟，也施予这方面的教育，通过父子相传的方式使父辈的思想道德、知识经验传授给了子弟。“百工”是西周“六职”之一，西周时期将各种具有专业技术的工匠被网罗到官府之中，成为“在官之工”。官营作坊将“百工”聚集在一起，起着相互观摩、相互激励的作用，产生了中国最早的艺徒训练，师傅的言传身教深刻影响着学生的德性发展。因而，官营手工作坊成为西周道德规范教育的重要场所。通过“畴人之学”和百工传艺既有效地增强了国力，也极大的提高国民素质，有助于统治者对国民的统治。
《礼记•礼运》说“三公在朝，三老在学”，这主要是说在秦朝时，设“三老” 负责教化人民。三老始于秦始皇时。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史记•秦始皇本纪》)。郡下有县，县下有里、亭、乡。大概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设三老．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听讼，收赋税，游徼循禁盗贼。(《汉书•百官公卿表》) “三老”大概是民老中有文化知识者。三老作为地方基层组织的学官，负责对百姓的教化，秦时编的文字课本——《仓廪》、《爰历》、《博学》等，由三老用来负责教育学童。
汉代设乡三老负责对人民进行教化，进行地主阶级道德思想的灌输。三名的资格是年在“五十以上，有倍行，能串从为善”，还从乡三老中选择一人为县三老。三老如不负责还要受没有尽教诲的责备。
对于以德化民，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唐一则诏书论述得非常清楚：“至理之代，先德后刑，上欢然以临下，下欣然而奉上，祸乱不作，法令可施。”为了达到这种理想的境界，唐统治者提倡忠孝节义，以德化民。对忠于朝廷的臣民，朝廷予以大力的表彰和奖励，以他们的事迹教化其他臣民。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宣传倡导，“忠义”成为吏民的人生道德准则。尽忠尽孝，对孝道的倡导在唐亦达到极盛，对于孝行卓著者，唐朝政府实行族表门阎、赐物、拜官等多种奖励办法，使受到奖励的人不仅得到精神鼓励，也得到物质实惠。道德规范的社会教化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形成了唐代良好的社会风气。
宋代对思想政治教育也有充分地认识，并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宋代极重视社会教育，并把社会教育同地方政权建设、改造社会风俗、普及封建道德知识结合起来，各级地方官员都担负社会教育的职责，并把其统辖地区的社会风化好坏作为考核政绩的依据之一。
明清朝初期利用乡里制度，化民成俗。乡约在清代由民间性转向官方化，逐渐成为皇帝统治乡里的工具。清顺治十六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乡约，规定由约正、约副为乡的宣讲，每月朔望召集百姓听讲，并对乡里百姓的善恶进行记录。雍正七年要求全国各地对执行乡约的情况进行全面而彻底的检查，不得有遗漏。清朝统治者为使乡约宣讲达到好的效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旌善纠恶”，褒扬本乡里遵守封建行为道德规范的突出人物，惩责敢于触犯、反抗者，把抽象的说教与生活现实联系起来。这样“行之既久，里有不训不法者，闻入约则逡巡不能前。”同时为了乡里组织的正常运转，统治者还制定了乡里领袖的监督、考核与奖惩措施。清代的乡里制度基本上沿袭明制，总体上是从里甲向保甲演变。通过保甲制度使基层人户结成利害相关的有机整体，相互监督，彼此牵制，从而达到思想政治控制的目的。保甲的重要任务是组织乡里的乡约，主持乡里的教化。
四、幼儿、女子为主的家庭教育途径
中国古代很早就重视对子女的家庭思想政治教育。长老训教是原始社会家庭教育的主要形式。西周时期，一般子弟的家庭教育已经把行为习惯的培养和教育纳入礼教之中，使礼教更具有实际内容。洒扫、应对、进退、饮食、起居、装饰、谈吐等方面的行为规范都是当时行为习惯教育的重要内容。据《礼记•内则》记载，当小孩能够自己饮食时，先“教以右手”。当他们学会说话时，就要叫他们“男唯女俞”的应诺方式。七岁时，要求“男女不同席”。八岁时，“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比后长者，使教之让”。总之，家庭教育旨在给幼儿教以初步的礼仪规则，如尊敬长辈的礼节等。战国时期的“家业世传”，即在个体的士、农、工、商中的父子相传之学，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司马迁说：“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家业世传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和发展，变得更为固定化、普遍化。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士阶层的崛起以及用士养士之风的盛行，家庭教育引起广泛注意。这一时期产生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家庭道德教育故事，如“孟母三迁”、“断机教子”以及孔子教子的故事等。秦时家学发展受到限制。宋代大力提倡家庭教育，各级官员以身作则，严行家教，出现了许多家庭教育的典范，如杨家将的故事，岳母教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等，还有不少家庭教育的教材，如司马光的《家范》等。明清时期是家庭教育发展的又一高峰期，父母对子女寄以殷殷厚望，尤其表现在家训上。如明朝著名的《孝友堂家训》，清代康熙帝的《圣谕广训》和《庭训格言》以及朱柏庐的《朱子治家格言》等。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很多思想政治教育途径资源，也包括极端途径，如秦朝的焚书坑儒和明朝的文字狱。但是，从古为今用角度出发，最有代表性的应为以上五种途径。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的是以史为鉴，古为中用。目前，我国也有以上几种思想政治教育途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途径的价值在今天得到了更为极致地发挥。但是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包括德育）低效已经成为共识。为什么在这些途径价值得到极大实现的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反而低效呢？应该说，导致思想政治教育低效是多方面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思想政治教育途径也仅是其中一种因素而已。以古为鉴，结合我国目前途径资源方面存在的问题，笔者以为，目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途径方面应该在以下几方面得到改善：第一，健全行政管理方式，并责任落实到人；第二，强化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并在财力、物力等资源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第三，重视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注意时时渗透。要大力倡导社会正气、弘扬社会正气；第四，深化家庭思想政治教育，家长要树立“德育为首”的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