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 治 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和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包括的三个理论成果，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构成了一个与时俱进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一、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看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领导全国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党在当时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这个根本问题，可以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没有搞清楚，毛泽东本人更是没有搞清楚。毛泽东和以他为核心的党中央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正确的理论观点，但由于当时全党对建设社会主义思想准备不足，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缺乏必要的研究，再加上1957年后毛泽东的“左”的错误的发展，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偏离了科学的轨道。我们曾经以为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长期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推到次要地位，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还“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被当做“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被当做“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这种状况，造成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很多失误，甚至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失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明确地提出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他说：“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1]116邓小平不仅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73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地搞现代化建设。他阐明了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他还阐明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一系列问题，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问题。正如他指出的那样：“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3“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63可以说，邓小平不但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并且基本上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曾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是因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已经得到基本的解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断地加深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当时，在“苏东巨变”，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地位的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成为突出的问题和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江泽民在邓小平关于执政党建设的论述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他指出：“我们党要继续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胜利前进，归结起来，就是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还指出：这“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我们“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2]272江泽民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一系列论述，关于党的建设的一系列论述，都是以“三个代表”为统领的，是“三个代表”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展开或具体化化。可以说，江泽民不但提出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也基本上回答了这个问题，并且以“三个代表”为统领论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因此，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称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党的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这是因为，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也有了深刻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绩。这样，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便成了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继续深化对这两个根本问题的认识的同时，不但明确提出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作了一系列科学的论述，并且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概念。胡锦涛还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3]15并对这些方面的问题作了一系列的相关的论述，形成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的理论体系。因此，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的理论，称为科学发展观。
二、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看
对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问题，毛泽东曾有过相关的论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他指出：今后的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4]216但由于“左”的错误的发展，他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5]303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对阶级斗争问题作了一系列夸大的论述，这些观点后来被概括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个“基本路线”只讲阶级斗争，没讲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可见，对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问题，毛泽东并没有解决好，甚至出现了严重的错误。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经验，逐步形成了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的正确认识，并把这些认识概括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6]15这个基本路线，就是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提出的基本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进取精神；富强、民主、文明，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奋斗目标。邓小平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1]370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江泽民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他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要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安定，政府廉洁高效，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他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在建设，繁荣学术和文艺。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还指出：“上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7]17-18江泽民的这些论述，不但进一步阐明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而且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bbshuang霜洗面瘦腿袜排名哪种食物可以减肥润唇什么保湿补水眼霜好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的基础上，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经验，又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胡锦涛不但指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并且对这个基本要求作了具体的解释，即：“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3]16胡锦涛的这些论述，是中国共产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认识的深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还根据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认识，把“和谐”写进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把党的奋斗目标确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三、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方法看
对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方法问题，毛泽东也有过相关的论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个方面的关系问题，指出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关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关系的思想，体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方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统筹兼顾的问题。他指出：“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项问题，都要根据“实际可能条件”，“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4]227-228毛泽东的这个论述，实际上指出了统筹兼顾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方法。但后来，由于“左”的思想的发展，毛泽东关于统筹兼顾的思想并没有进一步展开和深化，而是逐步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提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8]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抓革命”，就是抓“阶级斗争”。显然，毛泽东是把搞阶级斗争作为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法的。因此，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方法问题，毛泽东实际上并没有解决。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方法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统筹兼顾的思想。邓小平关于统筹兼顾的思想的特点，是突出重点，统筹兼顾。邓小平指出：“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1]166“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74他还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277-228邓小平关于“先富”、“共富”和“两个大局”的思想，体现了突出重点基础上的统筹兼顾。邓小平还论述了要以经济建设为重点和一系列“两手抓”的问题。他指出：“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1]129要“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1]237与此同时，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并且两手都要硬。邓小平还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7]249-250从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在讲到统筹兼顾问题时，是强调要突出重点的。这是因为，当时全党对“先富”、“共富”、“两个大局”和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认识并不是全都清楚的，而当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特别需要突出这些重点。
江泽民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方法问题，是在邓小平的相关论述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问题。当时，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各种重大关系问题凸显出来，要求党正确认识和处理。为此，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二个重大关系问题，即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关系，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份的关系，收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江泽民的这些论述，体现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各有关方面实行统筹兼顾的思想。他指出：“这十二个关系是在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下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随着实践的发展，认识会不断深化，还会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10]474江泽民还论述了要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他指出：“改革越深化，越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正确地统一和结合起来。”[7]262他还指出：“我们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2]279江泽民的这些论述，阐明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各种利益关系要统筹兼顾。
胡锦涛在党的前几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的基础上，明确指出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就是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也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方法。胡锦涛指出：“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他还指出：坚持统筹兼顾，“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3]16胡锦涛对统筹兼顾问题的这些论述，阐明了既要统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促进各个方面的发展；又要统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和各种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还要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所有这些，从根本上阐明了如何处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相互关系问题和科学发展问题，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方法。这是对党的前几代领导人的统筹兼顾思想的重大发展。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包括的三个理论成果，具有明显的与时俱进的品质。无论是从这三个理论成果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看，或是从这三个理论成果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看，还是从这三个理论成果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方法看，都是这样。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这些内容也可以看出，这个理论体系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几代党的领导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才能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不断推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