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杨金宝,家住京西琉璃渠村,是镇上的一名水利工作者。我曾有一个和睦幸福的家,老伴董秀娥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性格温柔,为人厚道,平日在家缝缝补补、洗衣、做饭,操持家务。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初中毕业回村务农,结婚生子。小女儿毕业后成为镇上的一名干部。一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让我感到了幸福和知足。可是自从家里沾上了“法轮功”,灾难就降临到我家,死的死、散的散。这些年来,自责和悔恨始终伴随着我,令我痛苦不堪。

  1996年初,我退休后在村委会值班,值班时从老李那儿得知了法轮功,他给了我一本《转法轮》的书,我翻了翻,回家就给了老伴。没想到老伴如获至宝,被吸引了进去,为此还买了录音机、挂图、练功带……她愈发不可收,看起书或连起功来甚至忘了生火、做饭,原来的勤快劲也没有了。在“一人练功全家受益”邪说的驱使下,她让大女儿跟她一起学,为的是让她的丈夫和孩子也能够从中受益。不久,村里有一些人也跟着她们母女俩每天在村小广场练功、学法,雷打不动。老伴竟成了这片的核心人物,她越发的痴迷了。

  我因为一开始就没拿练功当回事,只是偶尔有一搭无一搭比划两下,所以在国家取缔“法轮功”后,就不练了。我也劝过老伴和孩子不要再练了,既然它都被定为邪教了,还练它干吗,再练下去是没好处的。但是她们都不听,认为这是一个强身健体,教人向善的好功法,“师父”是被冤枉的。她们不仅不听劝,还背着我把一些人召到家里学法,为此,大女儿受到牵连。镇村领导都对老伴进行了教育。

  尽管如此,老伴的思想仍然转不过弯来。她本身有糖尿病,练功后就不再吃药了,开始相信《转法轮》里讲的话。2001年大女儿劳教期间,我发现她的右腿有些发紫,而且有些肿,我问她疼不疼,她说不疼,没事。我和小女儿好说歹说要带她去医院,她死活不肯去,说自己没病,还振振有词地说:“这是业力造成的,师父说了,吃药、打针会把业力给压回去,它还会在身体里的”。还说这是师父在为她清理身体的结果,过段时间就没事的。我说不过她,心想由她去吧。不久,我发现她的腿肿得更厉害了,小腿像紫茄子似的,我着急了。“什么练功治病,纯粹是胡扯”我心里骂着,不能再由着她了。我赶紧把工作在外的大女婿叫了回来,尽管老伴又打又闹,女婿还是把她背出了家门,送到了区医院。因为贻误了治疗,医生说:“这条腿已经保不住了,如果不尽快截肢,将危及生命。”我当时傻眼了,怎么会这样?老伴还不以为然地喊着“没事,送我回家,我要回家”。无奈,为保住她的命,只好转到市医院,为她做了截肢手术。

  病床上,我望着老伴虚弱的身体、苍白的脸色,又气、又恨、又心疼。气她糊涂,痴迷不悟,成了法轮功歪理邪说的牺牲品;恨李洪志,这个大骗子,是他的鬼话把好端端的一个人变成了一个残废;心疼她,孩子们都大了,本该享福了,却要以拐杖为生,原本坚强的我泪水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悔恨交加。

  自从老伴失去了一条腿,她的性格大变。脾气越来越暴躁,稍不顺心就摔东西,时常举起拐杖就砸我,抄起扫帚疙瘩或擀面杖等物就是一通乱打,拿我出气。我只有躲,我知道这都是自己的错,是自己误将妻子、女儿带上了这条邪路,使老伴不仅承受了身体的病痛,也承受着精神的折磨。2006年12月,老伴带着残缺不全的身体,带着悔恨和愤怒离开了这个家。

  大女儿解教后发现丈夫对孩子漠不关心,在外面另有新了欢,一气之下与他离了婚。女儿想起好端端的一个家散了,母亲走了,孩子因病上不了学,她万般悲痛和伤心,健壮的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心力憔悴,带着两个女儿艰难度日。

  每当我想到这些,想到现在这个支离破碎的家,看着我可怜的大女儿和有病的孙女,我的心仿佛在流血,真是后悔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