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华 吴绍禹
在现代社会中，代议机关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导力量，作为各国代议机关对外交往的平台，议会外交已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一种重要的外交形式。新时期以来，随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恢复和发展，全国人大的议会外交成为我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开拓力量，透过全国人大对外交往这个窗口，可以清晰地看到改革开放30年中国对外关系的深刻变化以及人大议会外交在这一变化中的巨大作用。
（一）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变与全国人大议会外交展开新局面
在我国，全国人大作为代议机关，其对外交往是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时诞生的。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特别强调：“值得指出的是，在各国人民的接触中，各国议会代表团或者议员之间的互相访问，已经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形式。”［1］由于建国初期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将发展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外交关系放在第一位，因而全国人大初期的对外交往工作重点是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议会的交往，积极开展与亚非拉国家、特别是亚洲邻国议会的友好往来。中苏关系恶化后，全国人大的对外交往工作根据当时的国际局势及国家外交工作的需要做出调整。大力加强了同亚非拉国家议会的合作，同时积极发展同西欧各国、日本等国议会的关系，并与美国国会开始交往，为争取到更多国家的议会和议员对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支持发挥了作用。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全国人大的对外交往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到1965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全国人大的全体会议基本停顿，人大的对外影响力受到极大限制。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外交工作全面贯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方针，特别是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开启了中国外交的划时代变革。从那时开始，中国外交实现了三个方面的战略转变，即由“准备打仗、推进世界革命的外交转变为以国内经济建设为中心目标的缓和与合作外交；由划分敌友的意识形态外交转变为非意识形态化的全方位外交；由结盟外交转变为不结盟外交。［2］在改革开放的新的战略格局下，全国人大的议会外交也由恢复进入了不断发展的新时期。随着1978年2月26日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和职能逐步恢复，1983年6月，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人大的对外交往步入正轨。
首先，日常工作对外开放，扩大人大的国际影响。根据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的规定，全国人大会议公开举行，全体会议设有旁听席，邀请外国驻华使节和外国记者旁听会议。1980年8月，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首次邀请外国驻华使节和外国记者旁听，此后，每年一次的全国人大会议都邀请外国驻华使节和外国记者，还要召开若干次记者招待会，外国记者可以参加并提问，从而增强了全国人大的对外透明度。
其次，通过与各国议会的互访，增进国与国间相互了解。改革开放初期全国人大的对外交往的重点仍确定在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议会的交往，积极开展与亚非拉国家、特别是亚洲邻国议会的友好往来，并开始与一些西欧国家的议会建立联系。据统计，1977年至1979年，邓颖超副委员长就相继出访了缅甸、斯里兰卡、柬埔寨、日本和泰国等国家。以后全国人大的出访和接待来访活动日益频繁。据统计，全国人大常委会出访活动逐届增加：一届4团次，二届4团次，三届5团次，四届6团次，五届14团次，六届27团次，七届29团次；全国人大的接待来访活动，也由一届人大的35团次增加到五届人大的211团次，这一阶段全国人大的对外出访和接待来访活动，为恢复和建立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再次，参与国际议会组织的多边活动。1980年，应欧洲议会议长科隆博的邀请，邓颖超副委员长率领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欧洲议会。在此基础上，1984年全国人大加入世界各国议会联盟，开始了更宽广的议会外交。
又次，双边友好小组交往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双边友好小组是全国人大同外国议会通过协商建立的旨在加强双边友好关系的组织。这一对外交往形式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建立的。1985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首次审议通过了10个对外双边友好小组，七届、八届全国人大在建立对外友好小组方面进展迅速，截止到1998年八届全国人大双边友好小组数量已经增加到46个，双边友好小组的交往拓宽了全国人大对外交往的渠道。
改革开放前期，全国人大的议会外交适应了我国对外战略转型的需要，与世界上各种国家的议会建立互访关系，参与各种国际和区域议会组织，体现了无敌国外交的广泛性。同时，在交往中涉及到人权、军售、贸易等各种问题，使交往的内容也极大地拓宽，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的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
（二）深入参与世界的外交格局与人大议会外交的稳步推进
进入90年代，世界两极格局的解体以及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都促使中国的对外关系继续发生转变。一方面，为了营造一个更合理与安全的世界，中国开始在广泛的国际和区域组织中更积极地展开外交活动，努力壮大国际上正义和平的力量，另一方面，适应中国经济“走出去”利用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的需要，大力发展经济外交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新任务。在这样的新形式下，全国人大的议会外交在广泛地“走出去，请进来”的基础上，多层次、多渠道地展开，以服务国家对外关系大局、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旨，讲究实效，注重方法，成为中国外交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首先，加强了与西方国家议会的交往，有目标地改善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相互了解和相互关系。相对来说，西方国家都是在国际关系中能起较大作用的国家，而西方发达国家的议会在国家的地位较重，对国家的政治、政策影响较大。另一方面，经过1989年国内的政治风波，中西双方隔阂较深，现实地需要为推进改革开放这一国策打开局面，使西方国家的市场、资金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我所用。因而，进入90年代以后的议会外交，做西方大国议会的工作、做大国会议中有影响的议员的工作成为全国人大议会外交的重点之一，与一些重要国家的互访增强，例如，从1993-1998年全国人大与日本参众两院的议长几乎每年都进行接触。
第二，巩固和发展同独联体与东欧各国议会的关系，注意保持传统议会外交的优势。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这一地区的国家社会制度、内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我国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仍与它们建立和继续保持外交关系。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在国际上地位的不断提高，引起这些国家议会的极大兴趣，纷纷派团来访。全国人大及时抓住与这些国家的议会加强交流与合作的良好契机，巩固和发展议会间的传统友好关系，极大地减轻了西方国家对这些国家施加影响以及台湾当局浸透对我国造成的压力，维护了我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传统优势。
第三，强调议会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把促进与交往国的经贸发展作为议会外交的重要内容。议会外交为经济服务是我国总体外交的客观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上影响重大的经济体，经济往来成为世界各国各个方面与中国的对话平台。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中后期，无论接待外国议会访问团来访还是人大组团出访他国，议会间的交往无一例外地都要谈及经济合作问题，并把经济合作作为友好的交往的实质性内容。1996年乔石委员长访问乌克兰、俄罗斯、希腊、古巴、加拿大五国时，双方经贸合作是五国共同关注的问题，五国纷纷表示要进一步与我国发展经贸合作关系。乌总理马尔丘克提出了在航天、造船、飞机制造、粉末冶金等领域与我国合作的建议，并希望促进大企业间的直接联系，建立合资银行和对双边经贸活动进行保险的机制等。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提出可在能源、交通方面更积极地开展合作，包括参加中国三峡工程建设、铺设连接俄、中、日、韩的石油天然气管道等。圣彼得堡市和加拿大的四个省也提出了与我开展经贸合作的具体建议［3］。这都说明这一时期经济在议会外交中所占的地位。
第四，加深对各种国际议会组织的参与，努力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自1984年全国人大正式加入了有100多年历史、130多个成员国、在国际议会组织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各国议会联盟，并积极参与该联盟的活动。此后，我们陆续又成为亚太议会论坛、亚洲议会人口与发展论坛和亚太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成员，还是东盟国家议会间组织的观察员。1996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成功承办了各国议会联盟第96届大会，为我国树立了作为东道国维护和平、平等合作、共同发展、反对霸权的良好形象，扩大了我国的国际影响。2002年４月，我国成功地承办了亚洲议会和平协会第三届年会。还先后举办了亚太地区议员环境与发展大会第三届年会和亚洲议员人口与发展论坛第七次大会，都取得了良好效果。御淑堂减肥组合瘦身霜茶树精油去痘印补水木瓜真的能丰胸吗比较保湿补水眼霜什么牌子的好
在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这一时期，全国人大的议会外交着重宣传我国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和大好形势，介绍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主法制建设的成就，阐明我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原则和立场，了解外国议会的情况和立法等方面的经验，成为发展我国对外关系、树立我国国际形象和推进国内改革不可或缺的力量。
（三）进入21世纪全国人大的议会外交渐入佳境
进入21世纪，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前进步伐，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当强大的中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活跃在国际舞台的时候，各国的议会及国际组织都希望同中国人大进行经常性的交往，许多国家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人访问，来访的外国议会团级逐年增多，全国人大对外交往工作也渐入佳境。
首先，高层互访有力地促进了国家关系的发展，使得我国与各国议会的友好合作呈现出新局面。从2003－2007年，吴邦国委员长先后10次出访，委员长会议组成人员出访58次，足迹遍布五大洲。有109个外国议长、副议长应邀访华，美国众议长、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和联邦委员会主席、德国联邦议院议长和参议长、澳大利亚众议长、加拿大参议长、日本副参议长等大国议会领导人都来我国进行了访问。其中与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议会实现了议会领导人的多轮互访，使全国人大与大国议会的关系保持稳定和发展。
其次，在国际和地区议会组织中日益发挥着建设性作用，扩大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全国人大不仅积极参加各国议会联盟和区域性议会组织的会议，而且不断在这些组织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在各国议会联盟2000年召开的千年议长大会上，我国代表团倡议各国议联积极参与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得到了普遍赞赏和积极响应。2005年9月，第二届世界议长大会在纽约召开。这是联合国成立60周年之际各国议会联盟召开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各国普遍重视，共有来自142个国家的150位议长率团与会。在第一天的大会上，吴邦国委员长作了题为《加强多边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发言，并作为大会第一副主席主持了会议。吴邦国委员长的发言得到与会各国议长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议会领导人的普遍赞赏。各国议会联盟主席和秘书长都认为中国在大会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4］。2005年12月全国人大作为东道主还成功举行了议会世贸大会香港会议，通过了香港宣言，各国议会联盟和各国议会均对我国在多边活动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予以高度评价。
第三，在对外交往中坚决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台独”等分裂势力一直图谋通过一些国家的议会来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国外个别议员由于对我真实情况缺乏了解，或者别有用心，往往企图利用议会来制造反华提案。全国人大的对外交往活动在人权、台湾、西藏等问题上进行了坚决斗争。反分裂国家法颁布后，更是先后派出多个高级代表团有针对性地做国外议会工作全面介绍我国立法宗旨和背景，赢得了普遍理解和支持。
第四，建立和完善与外国议会定期交流机制。议会定期交流机制，是指两国议会以协议文件表明的、或双方交往事实已经形成的有规律的往来、磋商和合作关系，可以统筹安排领导人、专门委员会、友好小组等各层次、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可以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开展实质性对话，督促落实双方签署的法律性文件等。显然，这种规律化、制度化的交流方式使交流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得到明显拓展。1981年，全国人大与欧洲议会建立交流机制，这是全国人大首度与外国(组织)议会建立交流机制。 1999年，全国人大与美国众议院建立了正式交流机制。2004年1月，全国人大与美参议院共同签署《谅解备忘录》，使中国成为少数几个同美参众两院都全面建立定期交流机制的国家。 2005年，全国人大与俄国家杜马和联邦委员会分别成立合作委员会，双方交往实现机制化。到十届人大届满时，已与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印度、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埃及、巴西等国议会和欧洲议会建立和完善定期交流机制。一个涉及五大洲，包括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及多边组织在内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定期交流机制格局已经形成，成为全国人大与外国议会加强战略对话、深化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可以说，建立和完善与各国议会的定期交流机制是十届人大议会外交的一个亮点。
目前，全国人大已与14个国家议会和欧洲议会建立了定期交流机制，同178个国家议会建立或保持联系，与98个国家议会成立了双边友好小组，成为12个国际和地区议会组织的成员国、3个多边议会组织的观察员。随着全球化和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全国人大将在我国整体外交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人大议会外交在在我国对外关系中的作用
纵观30年来全国人大的议会外交历程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改革开放越深入越发展，全国人大对外交往的范围就越广阔，内容越丰富，形式也越多样。改革开放30年，改变了世人对中国“封闭、专制、落后、贫穷”等不良印象，也使全国人大的对外交往进入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全国人大的议会外交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缩影，由此可窥改革开放30年中国对外关系的全貌。同时，全国人大的议会外交是我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自己的独特性实现着国家总体外交的意图，丰富着国家总体外交的形式，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全国人大的议会外交密切了我国与各国政治决策层的关系。全国人大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人大常委会的负责人都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外国议会至少是该国的立法机关，议会领导人都是该国有影响的政党负责人。因而，议会领导人之间的交往实际上也是各国高层的交往，加之中国人大委员长出访或外国议会议长访问我国都要受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接见，使议会外交成为国家高层次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一高层交往由于不受政局变化和领导人更替的影响，因而更有力于政府外交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全国人大的议会外交以其交往的灵活性，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政府外交的形式。议会交往的对象应该是各国的议会，同时也包括国际的和地区的议会组织，也包括各国议会当中的委员会、重要议员以及双边的友好小组等等，是一种既重要又灵活的政府外交类型。一方面，议会交流机制灵活，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对议员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影响一个国家立法机关和外交政策的选择。欧洲议会议长博雷利在2006年实现首次访华后曾表示：“此次对中国有了全新的认识。了解真实的中国，是消除误解、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另一方面，议会交流内容广泛，双方都是民意代表，可以就双方关心的、关切的一些重要问题、敏感问题，包括双边之间的一些矛盾和误解进行交流，以配合国家的总体外交目标。改革30看来，全国人大的议会外交正是通过这样一些灵活多样的形式促进了我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3、全国人大的议会外交促进了我国的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代议机构是国家机构的核心，是政治制度的支架。通过代议机构的交流更便于吸取世界上政治发展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加快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全国人大作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其日常对外交流主要还是立法交流。通过这些交流，借鉴外国在议会立法方面的可供我们吸取和引用的营养，从而对改革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立法制度，实现依法治国，建设法制国家起到了作用。
4、在特殊历史时期化解矛盾推进国家关系的发展。
1989年的北京政治风波发生后，西方国家普遍对我实行制裁，政府音质高层接触冻结，国家之间的关系呈现紧张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大的议会外交发挥了作用。1990年3月全国人大外事委邀请了法国参议院外交、国防和武装力量委员会代表团访华，江泽民总书记会见了该团，这是我国当时接待的西方国家级别最高的代表团。1990年9月全国人大邀请了意大利天民党众议院议会党团主席访华。这些议会的访华团回国后，向本国介绍了中国的真实情况，提出取消对中国的制裁，恢复了对中国的投资。
纵观全国人大的议会议会外交，交流形式不断规范化，地域不断扩大、频率不断加快、程度不断加深，而且着力形成机制，触及实质问题，注重实际效果，从而成为我国对外交往中的一支重要生力军。因而有国外媒体评论说，中国“议会外交”从形式到功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也说明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了越来越大的国际影响力。总之，全国人大的议会外交是在我国对外开放的总体外交格局中不断推进和日益发展的，人大议会外交反映的对外关系是改革30年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缩影，同时，人大议会外交作为我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维护国家利益、开拓国际空间也起到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